道路的開闢原本是進步的象徵,擴展了人類活動範圍,卻也入侵了原本屬於野生動物的生活空間,為環境帶來複雜的影響。不論何種道路設計,施工工程都需移除大範圍的植被;道路開闢後引入噪音、人造光害、廢棄油等化學物質,都對原生的生態造成一定破壞。
隨之而來人類活動產生的二次開發,帶來農作墾地與建築物的擴張;最後,道路不可避免的棲地切割與佔用,使棲地變得破碎,棲地在連結不足的情況下造成環境的復原力下降與多樣性流失,道路也會加速外來種的擴張,演變為長期且難以恢復的影響,最終導致生物族群的消失。
然而,根據交通部最新數據公布,台灣道路總長度約四萬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千公尺以上的道路,且光是近四年來就增加了近一千公里,並且持續增加中。這當中有許多不非必要的道路,甚至直接穿過生態熱點地區,不僅造成路殺的情形天天上演,也不停瓜分著動物的生存空間。
活生生的動物被路殺死亡,是道路與動物之間最直接的衝突。自然保育季刊依據過往路殺研究文獻粗略估計,臺灣每年至少有40萬至400萬的野生動物因路殺而死亡,數量非常驚人。尤其當道路阻隔了動物固定的遷移路徑時,短時間內便產生大量的死亡,例如平時居住在森林底層的青蛙,於繁殖期會尋找溪流邊產卵繁殖,族群大批跨越沿溪而建的道路,一個晚上就能造成近百隻的死亡,兩棲類動物研究學者楊懿如形容:「屍橫片野,簡直都聞到血的味道。」
又以瀕臨絕種邊緣的石虎為例,當開發導致棲地變小、生存競爭與覓食困難,石虎被迫要搬離原本的活動地區,在遷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須穿越馬路,也可能增加路殺的機會。光2015年與2016年便分別記錄到12、9隻的死亡案例,約平均一個月就有一隻石虎被路殺,血淋淋的屍體讓人不忍。
「最根本還是失去棲地的問題。」苗栗地區從事石虎保育研究的陳美汀博士表示,路殺危機並不一定是動物面臨最大的危機。當道路入侵了動物的棲地,擴張了人類活動,屬於淺山物種的石虎,在棲地活動時很容易接觸到人類聚落,重疊的活動範圍造成石虎常遭毒殺與捕獸夾傷害的結果。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的救傷紀錄之中,救援的石虎就有半數來自捕獸夾的傷害。早期捕獸夾被民眾廣泛使用,目前國內雖已在動保法內明定禁用捕獸夾,還是有許多民眾非法使用。因此,我們絕不能只著眼於如何減少路殺的數量,應是關注道路對環境帶來的總體影響。
台灣目前五十幾處的路殺改善作中,其中四十多處選擇使用告示牌的設置,希望駕駛在此路段多些留意甚至能放慢車速。「觀察起來告示牌是沒什麼效果的,作用多停留在宣導的層次,無法真正降低路殺的數量。」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德恩解釋。
而其他相對大型的路殺硬體措施,目前仍有執行上的困難。「台灣地狹人稠,道路兩旁大多緊鄰私人土地,要進行改善很難取得需要的路權,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幾年來改善路殺的硬體設施並不多的原因。」許多案例最終只能以告示牌的作法收場。
防護網是指在容易路殺的路段兩側,針對目標物種體型和行為,設置可以阻擋其通行而達到防止動物跑上路面被路殺的各類設施物。防護網的確可以避免直接的車輛傷害,但這樣的措施必須考慮到動物的習性,並同時搭配其他如動物通道等可讓動物安全穿越道路的設施,才不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尤其動物的路徑常與繁殖習性高度相關。例如許多陸蟹平時生活在離水不遠的陸地上,到了產卵的季節,成千上萬的母蟹抱著卵,前往海中釋卵,這個路徑上如果有道路切割,母蟹經過時很容易會被車輛壓死。但如果只是把道路兩側加上防護網不讓他們通過,沒有另外提供通道的話,母蟹無法下到海中產卵,幼蟹無法回到陸地上生活,反而等於直接判了整個族群的死刑。
實際執行上,有些防護網的架設確實發揮了不錯的效果,譬如每年清明節前後,紫斑蝶由南部北返繁殖,數量可高達每分鐘400多隻以上,但因為遷徙的路線與國道三號林內路段正好橫交,往往造成蝶類嚴重的傷亡。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從2007年開始,每年於清明節前於路殺熱點設置起高4公尺,長度達一公里的臨時防護網,讓飛越的紫斑蝶可以順著防護網提升飛行高度,避開車輛氣流干擾以及直接的撞擊,並且在紫斑蝶通過高峰時還會封閉外側車道,這些作為成功的降低了紫斑蝶路殺數量。
「動物通道」是指設置動物專用的各式通道,引導動物安全地來往道路兩側的棲地,除了避免路殺外,亦可提供動物覓食、尋偶等族群聯繫需求,維持道路兩旁自然環境的連結度。
臺灣目前現有的路殺改善設施,許多人稱為「生態廊道」,但這其實是一種概念的混用,事實上,「生態廊道」與「動物通道」的規模與內涵並不一樣。生態廊道可提供兩處棲地的交流,規模通常較大,廊道本身即有同質且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緩衝帶,可供動物棲息利用。劉威廷補充說明:「目前台灣針對路殺改善設置的大多只是動物通道,只有提供動物快速穿越道路的功能,稱為生態廊道並不適當。」國外有些大型跨越式動物通道的作法,跨越橋上有完整植被和生態功能,方能稱為生態廊道。
台灣目前唯一一處跨越式動物通道是位於國道3號苗栗通霄路段的「多功能動物跨越通道」。高速公路局改善了一座跨越高速公路的橋梁,把其中約三分之一路面填土植生並營造阻隔綠籬,嘗試提供動物一個可以往來兩側的森林的通道。
那座橋原本沒有設計提供動物通道功能,因此在承重安全和地方交通需求的優先考量上無法更進一步的進行棲地營造,「這是高公局的一個試驗性計畫,用現地的材料和少量的經費來嘗試各種改善既有構造物提供動物使用的方式。」
參與計畫的劉威廷表示:「跨越橋兩側以前調查都有石虎出沒的蹤跡,所以對石虎有期待,於2013年完工後2周,自動相機開始記錄到台灣野兔通過,接下來是鼬獾也開始用,兩個月後才出現了白鼻心和石虎的身影,不過前兩年自動相機其實只有拍到1次石虎,第三、四年石虎出現次數才多了起來。這處跨越通道現在是高公局國道三號通霄苑裡路段整體棲地連結規劃計畫中的連結點之一,因為知名度高,所以也發揮了不少環境教育的功能,整體來說是成功的。」
陳美汀博士說:「整個計畫具有示範效果,也觀察到不同種動物去使用的狀況,其實動物本能是很敏銳的,牠覺得安全才會用。」台灣最早開始路殺研究的黃光瀛博士也補充說明:「想要動物使用通道是需要訓練期的,通常都要給一段時間去適應。」黃光瀛博士自1995年起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進行十三年完整系統的監測,完成台灣最早的五座地下動物涵道,並於完工後進行後續監測工作,有效降低百分之三十五的路殺數量。
台灣另一個最早完成路殺研究與改善的動物通道案例之一,是綠島針對陸蟹路殺問題的蟹類通道計畫。每年夏季陸蟹的繁殖期,一個晚上就有數百隻的螃蟹遭輾斃陳屍於綠島的環島公路上,而僅剩綠島有穩定紀錄的稀有物種椰子蟹族群,也因此更岌岌可危。
於是台東縣政府委託專業團隊於綠島生態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下進行兩期的路殺改善計畫,第一期在研究評估後選定了熱點路段規劃進行改善試驗,但因該處施工可能影響旅遊季節的交通,所以受到反對而必須更換試驗地點。由此可發現即便有機會做了完整的研究評估,實際上的改善工作還必須要考量到大眾的各種需求來調整。
好在第一期的試驗性廊道成功降低該路段的路殺率,第二期便延伸做全島性的評估來設計多處通道。同時找了當地社區和NGO 來參與廊道的建置以及後期的監測和維護管理,並結合當地民宿業者做環境教育解說推廣、拍攝紀錄片等完整的計畫。
劉威廷表示,「動物通道這類人工構造物都需要持續的監測、調整和維護,才能維持功能和品質的正常,相關記錄也才能成為未來其他計畫的參考資料。」以綠島蟹類通道的計畫為例,後續因為主管機關沒有持續支持、經費中斷、人員和工作也沒有傳承,於是通道因風砂淤塞而失去該有的功能。通道不僅無法再提供蟹類通過,反而還可能因同時設置的防護網阻擋了蟹類下海產卵路徑,而對蟹類族群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綜觀台灣目前的資料,還遠遠不足以理解路殺全面的狀況。」林德恩表示,路殺改善設計需要先有足夠現況數據作為研究佐證,但即便是每年路殺數量高達數千隻的高速公路局,藉由與清潔隊員的合作,進行每日定時定點的全面調查,尚因聚焦在交通安全以及屍體造成的景觀問題,同樣人力有限以及安全考量之下的狀況下,身形太小的動物容易疏漏或是不列入調查,資料的類型還是有其局限性。
黃光瀛博士表示:「科學家可以從路殺的屍體萃取很多環境的資料,包含農藥的監測,環境背景值等等,對科學是有貢獻的,所以路殺現象應該要重視,不管是數據還是個體,都可做為研究的重要資訊。」不只路殺現象的數據,路殺物種的基礎研究以及道路對影響環境的研究也尚不完備,「一個工程的經費都是幾千萬幾億在計算,但對我們來說,每年研究石虎的經費可能只有一兩百萬。」陳美汀博士點出經費因素也常是保育計畫面臨的難關。
綜觀各種路殺減輕工程,並沒有一個設計是能夠一體適用的,況且環境面臨最大的困境,還是棲地切割的事實,改善工程即便能發揮減輕路殺的效果,動物還是籠罩在棲地減少、人類活動干擾等陰影之下。「國內外近年甚至發生本末倒置的現象,將「動物通道」與「提供研究經費」變成開路的藉口,大量的動物通道耗費了資源卻沒有改善生態被破壞的事實。」劉威廷表示事後的路殺減輕對策終究只是病兆的防治,更應該檢討的是道路開發的必要性以及工程規劃是否具備足夠的生態考量,唯有確實治療病因,才有機會真正扭轉道路開發造成環境惡化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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