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只剩倒數幾天，其實是剛好和群募結束同一天，我就能結束隔離，正式投入台灣的宣傳活動了。今天在家接受電話訪談，提到最早開始做「八重山的台灣人」議題時的事情，回想當時我也只是個在東京的留學生，但為何會對沖繩的台灣人這議題如此有興趣呢？國族、移民、疆界、遺落的人民，這樣的想像，讓我在2013年開始投入了田野調查。

我記得最初在一位移民的手上拿到了1970年代著名的戰地攝影家三留理男的攝影集，裏頭「八重山台灣人」的身影如此鮮明，深深地震撼了我。回想起來，我對這份議題的熱愛與起點，很可能也受到了這批1970年代前往沖繩邊境取材的日本記錄影像工作者的影響。

紀錄片或是記錄影像，其所記錄下的「時空」，在穿越過時間之後，將會產生另一種不一樣的美感與認識。我們是如此看著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前後時，那批取材潮前來沖繩所記錄下的珍貴影像，如今看來如此熠熠生輝。時代的光芒，大概就是在說這件事了。《綠色牢籠》中使用了兩個非常珍貴的歷史影像及檔案，都是1970年代所捕捉下的「當下」，成為了這部2021年出品的電影中，最閃閃發光的「寶藏」。

一是沖繩歷史研究者三木健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所一手挖掘出的「西表炭坑」歷史，當年所留下的珍貴的訪談聲音檔，如今聽起來都是不可思議的訪談錄。二是日本傳奇紀錄片團體NDU，在其影片中所留下的台灣人身影。而我如此有幸，與這些前輩們有許多交流，更在《綠色牢籠》日本上映時，請到兩位前輩分別在沖繩首映會及東京首映會幫我站台，對我來說這是跨越世代的一場對話。

《綠色牢籠》本質上既是我和阿嬤的對話，也是阿嬤和她的過往的對話，而我們在剪接上更是抓起阿嬤和其養父的「父女情結」，讓整部片聚焦在這樣私密的框架裡，映照出背後龐雜的大歷史背景。很喜歡以家族或是個人視角看見其背後的大歷史背景的我，在這部片裡嘗試了併用所有方式：歷史影像、錄音資料、叢林廢墟及重現拍攝，進入阿嬤的個人世界裡：悲傷的回憶、滄桑的過往、平淡的現實與2010年代的現實社會。而我很慶幸這部片是一部耗時如此久的影片，讓這部片用它自己的時間成長成了如今的模樣：勇敢而大膽，屬於橋間阿嬤這個人的世界觀及其存在，包覆著整部影片，而不是我們製作方強行加諸或製造出的風格。更多的，是橋間阿嬤帶領著我們，無論是我或是所有參與這部片的團隊，靠近阿嬤、傾聽阿嬤，然後自然而然地生成了現在的風格。

這是一部屬於大銀幕的影片，真心期望有興趣的人，可以在電影院欣賞這部影片，和小螢幕觀賞的觀感絕對會有相當大的差距。

2021.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