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第二天，今天重新過了一遍中英字幕版的本片，當作是上映前最後一次的字幕修正確認。紀錄片由於並非有完整台詞，依主角講話習慣必須在字幕上用心統整，否則字詞零碎或者意義不完整的語句對於觀眾來講也難以理解，而過於詮釋性的解釋卻又失去原味，每每都在無數次的字幕修正之後，還是會在上映前吹毛求疵地挑細節。特別是我處理的議題，台日語夾雜，在「翻譯」本身上就已經是一次詮釋了，必須更加小心地挑選字詞。為了避免失誤，每次都是公司同事們每個人輪番檢查修正多次字幕。

我想到橋間阿嬤的講話習慣，和《海的彼端》玉木阿嬤又不太一樣，整體來說《綠色牢籠》的字幕是比《海的彼端》更加困難。這次多虧了日本書籍的譯者黑木夏兒在書籍翻譯以外，連同本片字幕還有電影手冊都一併整理清楚，把阿嬤在影片中的字字句句變成了文字稿。更往回推，也多虧了台灣的台語基金會等單位協助解譯台語、以及台中教育大學臺語系師生的協助，在當初訪談後幫我們把台語逐字稿整理出來。

我想到影片中最難解的，莫過於橋間阿嬤的養父楊添福的訪談（我們幸運地蒐集到了1970年代曾紀錄下的養父的訪談聲音及影像），無論是帶有古老詞彙的台語及腔調濃厚的沖繩/台灣腔日文，整體交雜成了一個相當特殊的個人風格。對比橋間阿嬤更為清晰的日文及臺語，其養父作為第一代移民，確實籠罩著一股奇異的時空感。

在1979年，NHK曾拍過一檔節目拍攝了在八重山的台灣移民的第一代們，裡面出現的台灣社群氛圍及老人們的訪談，就是我所認識的「八重山的台灣人」的原型。說起來也不像戰後的台灣人（因為說起話來半夾雜許多日文語尾及方言），至於像不像戰前的台灣人，說也說不準（據說戰前台灣由於九州人較多，台灣人講的日文更像九州腔），那這些染上了沖繩色彩的臺日語，應是獨樹一格才對。

在日本上映後，許多日本觀眾對於橋間阿嬤的語言非常印象深刻，覺得這個自成一格的語言，也像是這段歷史的縮影。我回想無論是我們剛拿到70年代養父錄音帶時、又或者大家在剪接電腦前一起辨識著阿嬤中有所意味不明的訪談時，幾乎每個人（包含台灣和日本同事）所辨識出的語意就有好幾個版本，最終都必須在來回討論中，選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正確答案。

我想就是因為這種文化交雜的魅力，讓我自然而然移居到了沖繩，數年之後，我已逐漸習慣這「語言」的環境與文化背景，甚至自己也染上了一些沖繩式的說話習慣。在忘卻作為一個外來者的身份時，才能真的讓自己成為一個能以不一樣的角度凝視當地人的記錄者，這幾年，我大概是本能地選擇了這樣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