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胤毓（導演）

為了日本和台灣的上映忙碌了數個月，這次日本的發行和宣傳主要是由我們自己做，更是辛苦，一切有一種手工的熱情，想把這部熬了七年的影片端到觀眾面前。若沒有疫情的話⋯這次的安排是盡可能將台灣和日本的上映安排在接近的時間，3月底沖繩上映、4月初東京開始日本各地輪番上映、5月中台灣各地上映。可惜疫情讓一切都充滿變數，這一年來我除了1-2趟東京出差，幾乎都待在沖繩，看著沒有觀光客來的沖繩，看著日本的疫情起起伏伏，看著網路新聞台灣疫情似乎沒有影響⋯

忙碌了多個月，終於把日本宣傳推向高峰，沖繩和東京順利開始上映，跑完連續三天東京的映後座談之後，我就飛回了台灣，展開隔離14天。想利用這安靜的14天，回想一下製作《綠色牢籠》這七年的光陰，也作為接下來即將展開台灣宣傳的心理準備。

隔離第一天，在家中匆匆趕完書籍的最終校稿，在經歷過這數個月校對完中日文兩版《綠色牢籠：埋藏在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這本長達九萬字中文字的書後，感受到自己對於「西表礦坑」這段歷史的世界觀及橋間良子阿嬤所帶給我的這些人生經驗，已化為一個無法再被訴說與重現的經驗。如今我們準備讓這部片開始被討論、觀看，許多日本觀眾為阿嬤堅忍面對悲傷人生的精神傾倒、又或是被西表島神秘的大自然中深藏的歷史漩渦迷惑。


我想這部片確實有一種力量，那是難以被訴說或被文字書寫的，那是阿嬤的表情、動作與行為上建立出的非常深刻的力量，那也是我在第一次見到阿嬤時，就已感受到的神秘感和濃重的儀式感。

在2014年拍攝之初，我們就在這個總是一樣的角度和位置，與其說是拍攝，更像是仔細聆聽阿嬤的故事，她所經歷過的種種時代和回憶。我就坐在餐桌對面，攝影師坐在餐桌斜角，在這個台灣氣息濃厚的老房子裡，我們像是進入了時光隧道，我總想理解更多阿嬤的過往。作為最後一位能向我們講述「西表礦坑」中台灣人故事的見證者，作為自小就成為童養媳的阿嬤，作為台灣「斤先人」（承包工頭）的養女，作為八重山台灣移民的一員，作為一位傳統的台灣女性。然後阿嬤像是在說，這都不重要，她認命，她只希望自己手腳還能走動，不給誰添麻煩。

那是像這七年歲月的開場白一樣的回憶：陽光照進這座陰暗的房子，孤獨一人的阿嬤探出門來，很開心地和我用台語交談，邀請我們進入她的回憶世界。牆上的月曆已無翻動的日子已久，阿嬤在我定期探訪她之前過著什麼樣的日子，我只能猜想。而我想紀錄片也僅能分享一個人所存在著的那些時光，影片拍攝之前之後的、超過影片本身的，只能供人自行揣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