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廿年前，和野火樂集初訪達邦部落。他們為了製作高一生的音樂專輯，在嚴冬驅車上山進行田調。我則剛從臨床醫學轉行成為歷史研究生，為了摸索國家暴力創傷，也受託寫作專輯文案而一道前往。

《鄒之春神》專輯在半年後順利出版，高菊花的故事則成為專輯中最殊異的篇章。專輯中，還是小美的以莉高露和菊花阿姨的對話，開啟了一段令人目不忍視，卻也無法不繼續挖掘的女性歷史。菊花的記憶雖然零碎，卻負載了太多令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愛恨。從後見之明來看，在她身上展現的是受難者不自覺傳遞到後人的「代間創傷」。對話縱使混亂，卻娓娓道出一個必須身兼父職的女兒、威權國家的棋子，和一位追求實現才華的女子，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不得不成為「原住民紅歌星」的傳奇人生。

拍攝於 2009 年 / 吳易叡與高菊花正在聽長渕剛〈乾杯〉

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台灣戰後的原住民受到政府利用政治案件的分化，使得若干部落體系遭到分裂，思想轉而攀附加害的黨國體制。但如同「派娜娜」一般，在媒體上主流化的原住民歌手形象，卻很少有人回顧。尤其在民歌時期、流行音樂高度商業化時期，原住民歌手高亢的嗓音、靈活的舞姿、字正腔圓的發音，成為林立的唱片公司寵兒，卻無法用歌聲訴說自己的來歷，更必須用載歌載舞的姣好身手，隱匿同時且緊密存在的黨國跟監和威脅。這樣的歷史，一直到九〇年非主流唱片市場逐漸打開之後才得以撥雲見日。

2016年，高菊花過世。我偶爾和野火的老朋友們聯絡，說好要一同上山到阿姨的墳上致意，但因為人在國外教書沒找到機會成行。但終於在三年前，我對菊花的回憶〈乾杯！白鴿〉隨著報導者刊登和春山出版社企劃的散文集《靈魂與灰燼》重印付梓。在文章裡，我企圖碰觸在以男性為主的白色恐怖敘事之外，女性受害者從來不克揭開，也難以癒合的傷疤。但事實上，文字能夠乘載的資訊有限，創傷也無法代言。許多晦暗的過去和被紊亂的時空條件覆蓋、無以名狀的情緒，只能靠菊花自己言說，聽者才能領會一二。

野火樂集決定要製作高菊花紀錄片的當下，我的思索是複雜的。製作公司所在行的是唱片，無疑對歌曲收錄、背景音樂製作、環境音的氣氛營造是熟稔的。但高菊花的故事，比起她為人傳頌的傳奇歌聲繁瑣曲折。她的生命故事要如何紀錄，才能讓觀者直接面對倖存者語氣的顫抖、生命的走走停停、和突如其來，不僅對加害者，甚至反過來對自己父親的控訴？尤其當她說過「一直以來，我都不喜歡唱歌」的時候，製作團隊要如何重新詮釋她身為歌手的身份？

即便如此我仍認為，紀錄片的製作勢在必行。至少，鏡頭讓原本令人無言以對的歷史終於有了形狀、顏色和聲音。在台灣，分裂的政治環境使得許多即將消逝的世代的觀點無法妥善獲得保存。唱片公司手上仍保留的片段，已成為未來觀眾能夠聆聽見證的第一手記錄。而我心知肚明的是，把菊花當成一輩子的朋友的製作團隊，會如何刻畫這位可親可敬長者的生平。從初識到她的生命凋零，是整整十年；到國內外政治檔案的一一出土，到決定製作完整紀錄片的念頭，又是另一個十年。經過兩段綿長的羈絆、思念和沈澱，此時捕捉菊花的容顏，應當具備最自然的光線，和理想的景深。

如今的我，從事歷史工作也已經超過十年，深知真相並非僅憑檔案的發掘便能客觀重現，它的傳遞與詮釋更仰賴多元媒介的交織。當強人政治重返世界、意識形態和族群矛盾加深，自由民主遭受嚴峻挑戰的今天，史料的擁有者須主動運用並深刻而詳盡詮釋，凝聚屬於公眾的歷史記憶。唯有如此，當受屈辱者在時間長河中靜候昭雪，受壓迫者於歷史洪流裡渴望自由之際，才能把聲音還給喑啞的他們，而高菊花只是其中一位。期待《禁錮的餘生》是這樣一部作品。

（本文作者 現為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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